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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施一公重溫舊文:科學家豈能“明星化”

內容導讀: 在《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印發之際,與施一公等科學家重溫《光明日報》2011年08月18日的一篇文章:《科學家豈能明星化》 國平 附:科學家豈能明星化 對話王鴻生、羅以澄 在傳播媒介高度發達、手段日趨多樣、內容明顯...

在《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印發之際,與施一公等科學家重溫《光明日報》2011年08月18日的一篇文章:《科學家豈能“明星化”》 ——國平

 

附:科學家豈能“明星化”

——對話王鴻生、羅以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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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播媒介高度發達、手段日趨多樣、內容明顯商業化與娛樂化的今天,“科學家明星化”成為新的社會現象。為了獲取名利、好處,有的科學家通過媒體對自己的科研成果進行包裝、炒作,任意夸大成果的價值和水平等級,“重大突破”、“國內領先”、“世界一流”之類的頂級修飾詞脫口而出;有的科學家熱衷于在各類媒體上頻繁拋頭露面,對不屬于本專業領域的熱點話題也敢于品頭論足;還有的科學家利用自己的專家頭銜參與市場營銷活動,為企業產品做廣告、充當形象代言人……

對此,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鴻生認為,那些被包裝、炒作的科學家往往會失去正常的心態,其行為準則很容易偏離科學的規范。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羅以澄認為,以娛樂化或政治動員的方式“造星”,容易使科學家庸俗化,媒體、政府和公眾切勿在“科學家明星化”的現象中推波助瀾。

     

科學家聲譽的建立,應靠扎實有效的研究工作進而獲得科學界公認。那些喜歡經常在新聞媒體上露臉,到處游走演說的“明星科學家”,在科學界同行中并不見得擁有很高的學術聲譽

 

王鴻生:對科研成果價值和水平的評價,需要專業性判斷,還需要實驗驗證和時間檢驗。利用大眾媒體對科研成果進行過度包裝和炒作,用科學語言來講,完全是一種“無效”和“冗余”的行為,不但不符合科研成果發表的傳統、方式和規范,還有可能把本來有一定價值的科研成果扭曲為嘩眾取寵的理論和學說。此外,任意夸大科研成果的價值和水平等級,在科研成果面前模糊人我界限、寫文章時不分“人言”和“己論”的做法,是一種投機取巧的行為,不符合科學家求實求真的職業基本要求。

羅以澄:真正的科學家是那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造福人類的人。科學家聲譽的建立,應該靠扎實有效的研究工作進而取得科學界公認的成果,就像錢學森、鄧稼先這樣的科學“大家”。那些喜歡經常在新聞媒體上露臉,到處游走演說的“明星科學家”,在科學界同行中并不見得擁有很高的學術聲譽;更不用說利用媒體對科研成果進行包裝、炒作,任意夸大科研成果的價值和水平等級了——這些行為本身就是違背學術道德的。因此,這樣的科學家即使擁有真正的學術成果,綜合其社會表現,也不能算合格的科學家。

 

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體現了一種學術精神。靠媒體包裝出來的“明星科學家”,嚴格來講都不過是“流星”而已

 

羅以澄:搞科研獲得成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真正的科學家應該耐得住寂寞,多考慮自己的研究和發明如何,少考慮個人的名利得失。在我們國家,有太多科學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辛勤耕耘、默默奉獻,他們的勤奮、奉獻、求實、創新,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輩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們的名字與貢獻自然會被歷史和人民所銘記。現在,有些科學家耐不住寂寞,一兩天不上電視就感覺渾身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虛榮心膨脹,另外,還涉及利益問題。現在很多工程,比如橋梁、道路出問題,很多都是專家不負責任造成的——明知道工程有問題,論證和驗收的時候卻因為拿了好處昧著良心簽字。

王鴻生:我當年在職讀博時,老師彭明經常講范文瀾先生的治學格言: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體現了一種學術精神。錢學森、黃昆、王選等著名科學家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卻一生為人低調、淡泊名利,他們才是科學天空中真正的明星,他們的事業也將與世長存。現在許多靠媒體包裝出來的“明星科學家”,嚴格來講都不過是“流星”而已。流星當然也很美麗,但只有瞬間的光亮。相比而言,那些耐得住寂寞的科學家的事業才擁有永恒的色彩。

 

用娛樂化或政治動員的方式,刻意把科學家打造成“明星”,反而會令科學家庸俗化,容易引起公眾的不信任與反感

 

王鴻生:在古代和中世紀,煉金術士或煉丹道士總是身處深山或密室,其活動“與世隔絕”,成果也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近代以來出現了科學實驗室,但“隔行如隔山”,不同專業的科學實驗室仍存在“一墻之隔”。今天有了多種信息傳播渠道,在科技前沿探索的科學家如果有機會、有條件、有意愿把自己掌握的科技信息傳播給公眾,確實有助于公眾理解科學,而這也是科學家的一種義務。需要強調的是,科學家向公眾傳播科技信息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明星式的公眾人物。

羅以澄:當前,媒介的生態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對影視、文藝、體育明星的宣傳鋪天蓋地,加劇了全社會急功近利的不良風氣,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起了負面導向作用。錢學森、袁隆平這樣的大科學家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恐怕還比不上“超女”。無論是“神舟”上天還是“蛟龍”下海,這些大工程的背后,都有一大批默默奉獻的科技工作者。讓公眾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大力弘揚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科學精神,對在全社會形成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風尚具有重大意義。但是,沒必要用娛樂化或政治動員的方式,刻意把科學家打造成“明星”,那樣反而會令科學家庸俗化,容易引起公眾的不信任與反感。

 

那些被包裝、炒作的科學家往往會失去正常的心態,其行為準則很容易偏離科學的規范。因此,這類科學事件很像一幕“鬧劇”,最后往往不會以科學的方式收場

 

王鴻生:科學家做出成果之后的社會承認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更不用說在還未做出科技成果的階段。因此,對于被媒體包裝、炒作的“明星科學家”而言,往往面臨著很大的學術風險和社會風險。科學是探索性的事業,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探索時期需要專注,成功之后還須保持低調。一般情況下,那些被包裝、炒作的科學家往往會失去正常的心態,其行為準則很容易偏離科學的規范。因此,這類科學事件很像一幕“鬧劇”,最后也往往不會以科學的方式收場。前蘇聯時期的“李森科事件”如此,近年韓國的“黃禹錫事件”也是如此。但相比而言,李森科本人完全是有目的地利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力量排斥學術異己;黃禹錫則是為了“順應”民眾沖擊諾貝爾獎的強烈愿望,在學術上采取了一些造假行為,并借助媒體的炒作獲取了大量科研資助。對韓國政府和民眾來說,這些科研資助本來就是為了成就一個“民族英雄”,可沒想到的是,這個“英雄”的業績有太多的水分。

羅以澄:從某種程度上講,黃禹錫是一個科學家被明星化的犧牲品,韓國政府、媒體和公眾將他捧為“最高科學家”和“民族英雄”,結果將他推到了科學造假的懸崖邊上。不可否認,在我國也有類似現象。例如,我們同樣習慣于為科學家戴上各種耀眼的頭銜光環;有些省份和高校打著尊重人才的旗號,舉全省或全校之力打造學術明星、申報院士,以擴大地方或單位的社會影響力,為領導者的政績加分,甚至不惜采取違規造假的方式——這種“造星”運動尤其不可取。

 

媒體炒作“明星科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媒體行業的一些標準過分地延伸到科學領域,此舉無疑是在拿媒體寶貴的公信力去“賭bo

 

羅以澄:現在國內媒體報道科學家,娛樂化傾向比較嚴重。比如報道科學家,關注的不是他的學術,而是他的頭銜和婚姻。媒體這種純粹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頭的娛樂化報道方式要不得,因為它違背了社會公德和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媒體完全可以多報道一些熱心于科普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的科學家,這樣也可以促使科學家更有效地服務于社會。

王鴻生:科學家明星化是一種角色的錯位,可能扭曲科學家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媒體炒作“明星科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媒體行業的一些標準過分地延伸到科學領域,此舉無疑是在拿媒體寶貴的公信力去“賭bo”。媒體在反映社會現象時,對其他行業的規范和準則應該有所了解和尊重,不但要有準確的切入點,還要劃定底線。具體到科學和科學家的報道,就是在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的前提下,把握好報道的角度和宣傳的程度,多發掘客觀層面的東西,在主觀評價上要留有余地,要充分體現出媒體對受眾判斷能力的尊重。

 

王鴻生,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羅以澄,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光明日報》2011年08月18日02 版(記者 張蕾 通訊員 袁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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